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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究杨守敬书法的几点启示

2018-01-09 10:20:34 来源:襄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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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守敬(1839年5月27日-1915年1月9日),湖北宜都县(现宜都市)陆城镇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泉币学家、藏书家。

 

刘阳

杨守敬(1839年5月27日-1915年1月9日),湖北宜都县(现宜都市)陆城镇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泉币学家、藏书家。

杨守敬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以长于考证著名于世,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于一身的大学者。原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朱士嘉先生评价说:“盖近百年来治历史地理者无能出其右焉。”杨守敬的《舆地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一起被誉为清代“三绝学”。他还编绘了《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他一生著述达83种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代表作《水经注疏》,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杨守敬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也许并非首位,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语)的地位。在日本,他被誉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日本书道的大恩人”。

我们通过对杨守敬书法理论和实践以及收藏的书法墨迹的深入研究,得到如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碑帖并尊是书法制胜之法宝。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对立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偏见,眼界高远。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非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杨守敬以上书论是颇中要害的,可谓振聋发聩。

原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文字学家马宗霍认为杨守敬书宗法唐代欧阳询,但没有提出根据,可能是据其书法特点所说的。说杨守敬书法是宗法欧阳询的,自是不错,但他并非只学欧阳询一家,而是广师百家,所学不仅有碑也有帖。他的《楷法溯源》中收录帖、碑共718种,楷书单字2万字。帖有魏4种,晋34种,齐、梁4种,隋3种,唐36种,五代1种,共82种;碑有汉、蜀、吴4种,晋37种,南北朝214种,隋27种,唐346种,五代8种,共636种。他在整理鉴赏的同时,按理也一定会研究学习的。他在《评碑记》中评碑288种,《评帖记》中评帖96种,共384种,也必一一阅读研究,这也是一种学习。

他在日本传授中国书法,主要传播北碑一路,他自己岂能不学碑?他强调:“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刭。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可见他是碑帖双修的。

他对苏东坡的书法十分推崇,谓“自是有字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皆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又云:“余尝谓坡公无一笔俗气,乃知其浸淫于六代深也。”如此推崇,又岂能不学?实际上从他的书法中确能看出苏东坡的影响。

杨守敬的书法远宗秦汉魏晋法书,又师欧阳询、颜真卿、苏东坡;以碑学为基础,以帖学为形体,加上他个人的“品高”“学富”,集众所善,专为一家,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淳雅朴厚而有书卷气,沉着古劲而有苍莽气。

二、书法家要有很高的综合修养。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

杨守敬于书法,篆隶楷行草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有“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湖北省杨守敬研究会会长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他说“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即是如此。

三、书法要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杨守敬告诫后人,学习书法如果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清朝顾蔼吉撰),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观念自然溢于字里行间。

杨守敬的书论和实践,给我们颇多启示,最关键的是:不能坐而论道,要师古不泥,以创新的意识身体力行才是。


责任编辑:纪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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