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爱华

唐代诗人中，没有谁比杜甫与襄阳有着更深远的家世渊源了。杜甫十三世祖杜预，作为镇南大将军坐镇襄阳七年，留下辉煌功绩，还留下了岘山、万山两块功德碑；其十世祖杜逊，于东晋初年南迁襄阳，做过外地太守；祖父杜审言是襄阳人，为武则天时期著名宫廷诗人。到了杜甫，如果按出生之地，他应该算河南巩县人，但如果按祖居地或原籍的定义，《旧唐书》说杜甫“本襄阳人”，是恰如其分的。
 

可是，在唐代著名诗人中，杜甫又是少见的一个没在襄阳留下足迹的人。翻阅相关史籍，找不到杜甫游历襄阳的证据，但翻翻《杜工部集》，你会发现，杜甫又与襄阳有着扯不断的情感牵连。这一切，都体现在他一首又一首怀念襄阳的诗作中。尤其是，当他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时候，在四处漂泊寻找安身处所的时候，他更渴望一个精神的安顿处，而襄阳，就是他的精神故乡。遣兴五首 其二

杜甫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依鹿门，刘表焉得取。

这组诗其三写道“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可推定此组诗大约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四年后的乾元二年（759年），因同期名作《月夜忆舍弟》中“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所述境况与之完全相同。

诗中说，东汉末年襄阳名士庞德公曾推辞了荆州刺史刘表数次以官禄延请，宁肯举家隐居鹿门山。因而，庞德公是“襄阳耆旧”中能苦守处士节操的人，其并非没有济世的良策而不肯做官，而是害怕官场布满陷人于罪的罗网。杜甫此时怀念庞德公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两年前，杜甫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被任命为左拾遗，他本想恪尽谏官职责，尽忠报效朝廷，可没想到不足三个月，就因上疏营救房琯罢相一事，触怒了肃宗，差点被处死，后被撵出朝廷。所以，“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完全是自己当下心境的写照。他从襄阳庞德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投影，或者说，自己的遭际就是庞德公正确选择的一个反证。官场的险恶风波，使那“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的鹿门山，成了乱世中诗人向往的一方净土。

这年七月，杜甫弃官携家小流落到秦州（今甘肃天水）。于此写的另一组诗里，杜甫又怀念起襄阳的另一个人物。遣兴五首 其五

杜甫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清江空旧鱼，春雨馀甘蔗。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

此诗写作时，那个身着粗布短衣、终身不仕的孟浩然已离世近20年了，所以诗人一开始就表达了特别的怜惜之情。相对于无日不诗、无事不诗的自己，孟浩然“赋诗何必多”！但他的诗往往超过了历史上最杰出的诗人鲍照和谢朓，这不就更值得引为同调吗？如今，没有了孟浩然，汉水清波中，只是空有鱼儿鲜美；霏霏春雨里，只是徒余甘蔗清甜。所以，诗人每每仰望东南（襄阳在秦州东南）天空的云彩，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悲叹不已。

明末杜诗研究专家王嗣奭在《杜臆》中评论此诗：“浩然之穷，公亦似之，怜孟正以自怜也。”真可谓一语中的！正是相似的穷困遭际、相类的卓越诗才，才让杜甫将从未谋面的孟浩然引为精神知音而惺惺相惜。乃至七年后的大历元年（766年），杜甫寓居夔州，还将这种怀念、怜惜写进了一组《解闷》诗中：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

这一次的怀念，把孟浩然喜欢的襄阳当地特产缩项鳊（孟诗多次写到此物）也一并入诗，此缩项鳊就是《襄阳耆旧传》中记载的“岘山下、汉水中”出产的“味极肥而美”的一种鳊鱼。当年，西晋张季鹰见秋风起而思家乡鲈鱼味美，留下一个著名怀乡典故“莼鲈之思”。而今，杜子美于流离中特别提及襄阳的特产缩项鳊，我们能读不出这诗句中透出的浓烈乡思吗？

上元二年（761年），杜甫在成都草堂里，写了首诗名曰《一室》。诗中感叹自己身在异乡，独立江头，面对空林暮景，乡愁油然而生。那么，既然“一室他乡远”，吾乡的一室又安顿在何处呢？诗结尾有明确回答：“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宝应元年（762年），他在《赠别郑炼赴襄阳》诗中，遥想郑炼此去必登岘首，而自己身在峨眉，地阔天高，难以会面，故拜托郑炼“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还是那个王嗣奭，在《杜臆》中又独具慧眼地看出了诗人的用意：“倘耆旧中有如庞德公，觅以相报，吾亦将与之偕隐襄阳矣。”在另一首《别董颋》诗中，他问自己“飘荡兵甲际，几时怀抱宽。”诗结尾指出，能让自己“怀抱宽”的地方是：“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槃。当念著白帽，采薇青云端。”表示愿像山简一样系着白接 头巾，在岘山一带盘游隐居。从这一首首诗可以看出，漂泊于战乱中的杜甫，不仅在精神上一直系念着襄阳的人物、风物，他甚至想选择襄阳，作为余生最后的归宿地。

杜工部像

广德元年（763年）春，寓居梓州的杜甫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欣喜若狂，涕泪满衣，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读杜心解》）《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人又是漫卷诗书，又是放歌纵酒，连还乡的具体行程都一一计划妥当：“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襄阳，仍是诗人想象中的归乡旅程上一个醒目的坐标。

可惜这次还乡未能成行，杜甫滞留蜀中几年后又辗转漂流到岳州、潭州、衡州。他本打算先去郴州，但船行至耒阳突遇洪水，只得顺流而下折回潭州，于是写下《回棹》诗（回棹即掉转船头）。这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此时诗人快走到人生终点。在《回棹》诗里，他仍然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巅”“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

王嗣奭《杜臆》在注解《回棹》诗时说：“盖因热以增其病，所以思忆清凉，欲归襄也。”这一次，我觉得王氏看问题稍简单了些。汉水的清澈、岘山的凉爽，固然让病体不堪暑热的诗人可能产生“归襄”之念，但诗人更在意的，恐怕还是“吾家碑不昧”！立在岘山上的那座功德碑，昭示着远祖杜预在襄阳的文治武功，一直让诗人引以为荣并频频引首遥望，是诗人一生中重要的一根精神支柱。

这年冬天，杜甫病死于由潭州往岳州的一条小船上。几十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从岳州迁其遗骸归葬，途经襄阳时，在岘山筑杜甫衣冠冢，墓前立“唐代杜工部之墓”石碑一尊。杜甫，这位襄阳人的后裔，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把一座丰碑，一腔思念，连同他的流风余韵，都留给了他的精神故乡——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