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少儿在夫人城上进行开笔启蒙仪式 全媒体记者王虎摄
襄阳市社科联（社科院）课题组
编者按
“一座襄阳城，半部中国史。”襄阳自古是军事、文化、商贸名城，也是一座国际交往名城。自先秦以来，襄阳不断与国外进行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为对接“一带一路”，系统研究襄阳对外开放问题，市社科联（社科院）以“‘一带一路’视野下襄阳对外开放”为主题，开展了10项课题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报告《让历史启迪未来——襄阳对外交往历史研究》。
本报《城事周刊》现予以编发，每月一期。
中韩两襄阳的文化渊源
韩国有一郡名襄阳郡，与中国襄阳同名。韩国襄阳郡（下称“襄阳郡”）位于江原道东北部，面向日本海，多山，境内有岘山、堕泪碑、鹿门山等与中国襄阳相同的一系列地名。
襄阳郡的对外宣传材料上说：“襄阳本是中国湖北省汉水沿岸的一个小城之名，它的美丽自然景色和地理环境、人们的禀性、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态度和士大夫精神、习俗等都和我们襄阳相似。”
这一切无不表明，韩国襄阳郡与中国襄阳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
除地名外，襄阳郡的民俗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甚深。
“苞茅缩酒”是古代楚人的一种祭祀仪式，苞茅盛产于南漳、保康、谷城一带，是楚人上贡给周天子用于祭祀的贡品。
“苞茅缩酒”这一祭祀仪式如今还保留在韩国江陵端午祭中，形式之一是“儒教式祭仪”，由当地政府官员主持。酿制祭酒的大米和酒曲由市民捐献。制作好的祭酒装进陶瓶内，在瓶口系上一束茅草，用于祭奠山神、城隍等。这一仪式几乎是楚人“苞茅缩酒”的翻版。
起源于襄阳的拔河运动传播到韩国，作为祈愿丰收的一种农耕游戏广泛流行。唐代百科全书式著作《封氏闻见记》记载：“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7世纪初的《隋书·地理志》也记载襄阳有“牵钩之戏”。
后来，这项运动传到国内其他地区，进而传到朝鲜半岛。韩国的拔河比赛被称为“大拔河”，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先秦时期，襄阳地区的卢国、罗国文化也曾远播朝鲜半岛。有学者提出，韩国古辰韩的居民来自楚国，是古卢国、古罗国人后裔。韩国主流文化新罗文化也在古辰韩发展壮大。
中韩两襄阳渊源探索
韩国襄阳郡的地名、文化、风俗等和中国襄阳较为接近的原因，以往学界多以为是受《荆楚岁时记》等汉文书籍影响和双方文化交流的结果。但近些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这些地名、文化和风俗由元朝驻高丽新附军（主要由襄阳遗民构成）带过去的可能性更大。
地名迁移在历史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多与人口迁移有关。
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历时六年的宋元襄阳大战以南宋惨败告终。随后，蒙古军长驱直入，大批宋军尤其是辖今鄂、湘大部的荆湖军相继降元，被元人称为新附军。
当时宋朝军队实行口券制度，军人出戍时发放“生券”和“熟券”，作为领取钱粮的凭证。
地方部队多驻守乡土屯田，故而发放熟券；戍边军人则在发放熟券之外，另发一种补助性质的券，称为生券，凭券可另支一份军饷。
生券士兵多为年轻未成家的，战斗力相较屯田成家于驻地的士兵更强。元廷对熟券士兵采取就地屯田的政策，赏以田牛鼓励农耕。
对于战斗力较强的襄阳生券军，元廷则借口日本战事在即，命枢密院将“襄阳生券军无妻子者，发至京师”，到达大都之后，世祖将他们作为有生力量投入东征日本的战场。
据史料记载，他们曾被分派到高丽忠清、全罗、江原等道镇守，元末更有人留居当地入籍高丽。在遥远的异乡，他们将故乡的地名、文化、风俗等移植到驻地，以慰思乡之情。
韩国襄阳郡很可能即是曾经襄阳新附军的屯驻地。
中韩两襄阳的当代启示
唐代诗人李白所写的《襄阳歌》，至今在韩国襄阳郡广为传唱，是韩国优秀传统歌曲《李朝十二歌》之一。拔河、赛龙舟等共同的传统习俗，使中韩两襄阳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商缘相连、诗缘相续。
多年来，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官方往来日益频繁，民间交往日益活跃。
1997年，喜爱“三国文化”的韩国襄阳郡人在中国地图上发现了与襄阳郡同名的襄阳县（今襄州区），便通过多种渠道，表示希望同名的两个襄阳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经过努力，1998年襄阳县与韩国襄阳郡结为友好关系郡县，自此以后两地建立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
十几年间，双方进行了公务员、农业研修生、青少年书画、小记者等政治、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并加强了经贸领域的合作。
2015年3月，中韩襄阳政府友好交流代表团进行了互访。
如果两襄阳能建立长效互访机制，将对扩大两地合作范围、拓宽两地合作深度、促进两地人民友好交往产生积极作用。
中韩两襄阳深厚的文化渊源启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两襄阳要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更好地挖掘两地文化资源，共同提升“襄阳”这一品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编者按
“一座襄阳城，半部中国史。”襄阳自古是军事、文化、商贸名城，也是一座国际交往名城。自先秦以来，襄阳不断与国外进行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为对接“一带一路”，系统研究襄阳对外开放问题，市社科联（社科院）以“‘一带一路’视野下襄阳对外开放”为主题，开展了10项课题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报告《让历史启迪未来——襄阳对外交往历史研究》。
本报《城事周刊》现予以编发，每月一期。
中韩两襄阳的文化渊源
韩国有一郡名襄阳郡，与中国襄阳同名。韩国襄阳郡（下称“襄阳郡”）位于江原道东北部，面向日本海，多山，境内有岘山、堕泪碑、鹿门山等与中国襄阳相同的一系列地名。
襄阳郡的对外宣传材料上说：“襄阳本是中国湖北省汉水沿岸的一个小城之名，它的美丽自然景色和地理环境、人们的禀性、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态度和士大夫精神、习俗等都和我们襄阳相似。”
这一切无不表明，韩国襄阳郡与中国襄阳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
除地名外，襄阳郡的民俗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甚深。
“苞茅缩酒”是古代楚人的一种祭祀仪式，苞茅盛产于南漳、保康、谷城一带，是楚人上贡给周天子用于祭祀的贡品。
“苞茅缩酒”这一祭祀仪式如今还保留在韩国江陵端午祭中，形式之一是“儒教式祭仪”，由当地政府官员主持。酿制祭酒的大米和酒曲由市民捐献。制作好的祭酒装进陶瓶内，在瓶口系上一束茅草，用于祭奠山神、城隍等。这一仪式几乎是楚人“苞茅缩酒”的翻版。
起源于襄阳的拔河运动传播到韩国，作为祈愿丰收的一种农耕游戏广泛流行。唐代百科全书式著作《封氏闻见记》记载：“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7世纪初的《隋书·地理志》也记载襄阳有“牵钩之戏”。
后来，这项运动传到国内其他地区，进而传到朝鲜半岛。韩国的拔河比赛被称为“大拔河”，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先秦时期，襄阳地区的卢国、罗国文化也曾远播朝鲜半岛。有学者提出，韩国古辰韩的居民来自楚国，是古卢国、古罗国人后裔。韩国主流文化新罗文化也在古辰韩发展壮大。
中韩两襄阳渊源探索
韩国襄阳郡的地名、文化、风俗等和中国襄阳较为接近的原因，以往学界多以为是受《荆楚岁时记》等汉文书籍影响和双方文化交流的结果。但近些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这些地名、文化和风俗由元朝驻高丽新附军（主要由襄阳遗民构成）带过去的可能性更大。
地名迁移在历史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多与人口迁移有关。
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历时六年的宋元襄阳大战以南宋惨败告终。随后，蒙古军长驱直入，大批宋军尤其是辖今鄂、湘大部的荆湖军相继降元，被元人称为新附军。
当时宋朝军队实行口券制度，军人出戍时发放“生券”和“熟券”，作为领取钱粮的凭证。
地方部队多驻守乡土屯田，故而发放熟券；戍边军人则在发放熟券之外，另发一种补助性质的券，称为生券，凭券可另支一份军饷。
生券士兵多为年轻未成家的，战斗力相较屯田成家于驻地的士兵更强。元廷对熟券士兵采取就地屯田的政策，赏以田牛鼓励农耕。
对于战斗力较强的襄阳生券军，元廷则借口日本战事在即，命枢密院将“襄阳生券军无妻子者，发至京师”，到达大都之后，世祖将他们作为有生力量投入东征日本的战场。
据史料记载，他们曾被分派到高丽忠清、全罗、江原等道镇守，元末更有人留居当地入籍高丽。在遥远的异乡，他们将故乡的地名、文化、风俗等移植到驻地，以慰思乡之情。
韩国襄阳郡很可能即是曾经襄阳新附军的屯驻地。
中韩两襄阳的当代启示
唐代诗人李白所写的《襄阳歌》，至今在韩国襄阳郡广为传唱，是韩国优秀传统歌曲《李朝十二歌》之一。拔河、赛龙舟等共同的传统习俗，使中韩两襄阳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商缘相连、诗缘相续。
多年来，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官方往来日益频繁，民间交往日益活跃。
1997年，喜爱“三国文化”的韩国襄阳郡人在中国地图上发现了与襄阳郡同名的襄阳县（今襄州区），便通过多种渠道，表示希望同名的两个襄阳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经过努力，1998年襄阳县与韩国襄阳郡结为友好关系郡县，自此以后两地建立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
十几年间，双方进行了公务员、农业研修生、青少年书画、小记者等政治、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并加强了经贸领域的合作。
2015年3月，中韩襄阳政府友好交流代表团进行了互访。
如果两襄阳能建立长效互访机制，将对扩大两地合作范围、拓宽两地合作深度、促进两地人民友好交往产生积极作用。
中韩两襄阳深厚的文化渊源启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两襄阳要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更好地挖掘两地文化资源，共同提升“襄阳”这一品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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