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叶子漂过襄阳
——中俄万里茶道与襄阳的历史交集

20世纪初的樊城汉阳码头牌楼。（资料图片） 作者供图

林家巷码头。（资料图片） 徐信 摄

李秀桦

这里说的叶子，是指茶叶。

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的襄阳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水陆联运节点。明清时期的襄阳“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建有20多个会馆、30多个码头，商业辐射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茶叶作为当时交易的大宗商品，晋商的茶船都需要在襄阳的码头卸货再通过陆路转运至山西、内蒙古……茶叶贸易促进了襄阳上百年的经济繁荣。

襄阳一直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市，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称：“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襄阳港是汉江沿线最大的港口，作为汉水流域一个重要的水陆交通运输的集散地，在整个南北物资相互流通的过程中，具有水陆交通条件兼备的优势，一直发挥着它相对核心的节点作用。

万里茶道是始于清雍正年间中国到俄罗斯的一条重要的茶叶出口商道。这条商道是晋商开辟的，从福建的武夷山到俄罗斯的恰克图，全长5000多公里，纵贯南北，是与汉唐“丝绸之路”齐名的一条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始到20世纪20年代止，两湖地区的大量茶叶经汉江水道，在襄阳港进行中转，再长途运销到蒙古和西伯利亚等地，成就了一条驰名中外的万里茶道。襄阳也因此成为万里茶道的水陆中枢和节点城市。

“南船北马”襄阳港

汉水是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襄阳是汉水流域最重要的水陆码头，商业文明延绵2000多年。汉代的襄阳“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唐代的襄阳“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明清时期的襄阳“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建有20多个商业会馆、30多个码头，商业辐射到黄河上下、长江南北。

由汉江航运线和襄阳港埠组成的这条最迟开辟自战国时期的南船北马水陆联运商路，是襄阳长久兴盛的根本和最显著的城市特色。

清代形成的万里茶道正是利用这一传统商道进行转运贸易，虽然其转运节点不时北移至河南的南阳赊店、西移至湖北老河口，但襄阳始终是最大的转运中心，襄阳港是其留下的主要遗产和历史见证。

伴随着清代商贸尤其是中、俄、蒙茶叶转运贸易的日益兴盛，行商坐贾纷纷于江北樊城设立会馆，商业的繁荣让樊城迅速向唐白河口扩展，沿江驳岸与码头向东大举延伸，城东的白河口迅速崛起了一个“停舟泊岸，列肆殷盛”的新兴航运重镇。

襄阳港现有码头31个，码头岸线长达5.9公里，其中汉江南岸从西至东有明清时条石垒砌的码头9个，江北樊城从西至东有码头22个。

途经襄阳的茶叶贸易

据有关史料考证，历史上的万里茶道从汉口到襄阳段以水路为主，到达襄阳后又分成两条线路北上或西进。一是大批晋商茶船在汉口入汉江达到襄阳后，一般逆唐白河而上到达河南赊店（旧称赊旗店，现为社旗），或直接从樊城上岸走陆路北上。二是部分茶商途经襄阳港到达上游老河口后上岸至洛阳。但无论何条路线，襄阳都是万里茶道的转运中心，发挥着重要商路节点作用，是万里茶道绕不过去的点。

《襄樊港史》载：“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俄国商人在汉口等地购买的大量茶叶经襄阳港运销到西伯利亚和蒙古等地。”

早在16世纪，中国的砖茶就已经运销到西伯利亚一带。鸦片战争之前，山西茶商就将汉口购买的茶叶沿汉江运输到襄阳起岸，然后走陆路北上，或沿汉江继续到达老河口起岸走陆路北上，或通过唐白河—唐河一线继续水运至赊店，再转运至目的地。英国人编辑的《CommercialReports》（《商务报告》）对此有详细记载：“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茶叶由汉口运往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在樊城起岸后，装大车运往张家口，运往归化厅（今呼和浩特市）。供蒙古销售的茶叶是由樊城以上约50公里另一名为老河口的大市镇，从老河口以骡子和大车运往山西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然后由归化厅分销蒙古全境。这种贸易大部分是一种物物交换的贸易，山西商人用茶叶交换毛皮、俄国呢绒等。”

鸦片战争以后，俄国商人开始利用襄阳港转运茶叶。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有俄商在汉口设庄收购茶叶。1861年，汉口开埠通商。俄商在汉口加工的茶叶除一部分通过海运至国外，相当一部分“由汉口溯汉水至樊城而陆路运往西伯利亚”。清光绪二年（1876年），《Trade Reports》（《贸易报告》）中记载：“……还有大量的茶叶和砖茶是直接从汉口由陆路运往俄国的。这条路线溯汉水运至樊城，再转为陆运。”显然，俄商的这条运茶路线与鸦片战争以前山西商人的运茶路线是一致的，即水运至樊城转陆路北运。

俄国商人利用襄阳港转运茶叶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茶叶怕潮湿，包装要求严格，与海运相比这条路线陆路多，便于茶叶防潮，还可节省包装费用。二是根据中俄不平等条约，外商的货物运销内地和从内地置办货物运输出口，只用加缴2.5%的子口税，不存在货运路线越长税额越重的问题。这条纵贯中国内陆腹地的以陆路为主的运输线，也是陆路通俄国的最近路线。三是循此路线的茶叶不但可以远输俄国，也可以运到蒙古等北方需要茶叶的地方。

俄商利用襄阳港转运茶叶达数十年之久，到1917年十月革命后陆续终止，大批茶叶在襄阳换载。运茶后南归的大车和骡马载回北方物产，又成为南来茶船的回程货源。南茶北运和北货南运给襄阳港带来了一批可观的货源和持续的繁荣。

另外，中国商人也利用襄阳港向北方地区转运茶叶。据日本人水野幸吉著《中国中部事情：汉口》一书记载：“自俄商垄断汉口的茶叶市场后，山西茶商分化为直接与外商贸易的‘洋庄’和继续往来蒙古做生意的‘口庄’两类。‘口庄’每年运往蒙古的茶叶约8万箱，运往张家口的约4万箱。如果加上中国商人经运的这批茶叶，在襄阳换装的茶叶数量最高年份可达30万担以上，最低年份也有10万担左右。”

襄阳至赊店的水路运输

襄阳港是豫南地区的水运门户，其物产外输汉口，必经襄阳，“下舟宛口（今樊城清河口）”中转，赊店的秦晋盐茶则是由襄阳输入的主要货物。盐茶来自两湖和江淮地区，因清代以来襄阳贩运盐茶的商人多是陕西、山西商人，所以有“秦晋盐茶”之说。

民国六年（1917年）的民间抄本《行商遗要》珍藏于山西祁县渠家大院晋商文化博物馆，是原长裕川茶庄办茶、运茶、销茶的行路指南，也是该茶庄营销茶叶的宗旨要求和道德规范，记载了从襄州区埠口入襄阳境内和从宜城岛口出境的全部码头。其中记载着从河南赊旗店（今河南社旗）沿唐河、唐白河下行到樊城的路线：“如唐河小早起，三天半至樊。若河内有水，赊［旗店］十五里至埠口中，十五里至兴隆镇……十五里至龙儿坑，十五里至樊城（眉批：樊城伙食，每人钱一百六十，酒肉行备。汉口至下馆，随便，沙市每人伙食钱一百四十，酒内［肉］自备）。赊［旗店］至樊［城］计水路三百四十五里。”在经过“赊［旗店］至樊［城］计水路三百四十五里”的劳顿之后，商人们在樊城缴纳厘金并稍作休整后，又从樊城沿汉江向汉口进发：“樊［城］三十里（眉批：由樊城坐船，襄扁舟瓜船完汉契十六千，完沙洋十二千，每人伙食钱三、四、五佰文，酒钱谅给）到东津湾襄河下水，十五里至石灰窑……十五里至安陆府，报船厘金（眉批：如下水在樊城报船厘金，若上水，安陆府报船厘金，每船四五佰文，近来不等，看舟大小）。”

山西茶商的行路指南如此精准，由此可见长途贩运的不易。从北方运输的货物途经襄阳运抵汉口，返回时将湖南安化等地采办的砖茶，用汉江航运的主力船型——楸子船，在襄阳换载时使用唐白河的独特船型——舟非子船，沿着相反的方向，逆流而上，将茶叶输送至赊店。

2015年冬天，在申报世界遗产做襄阳节点调查时，我驱车沿着古人的记载，实地考察了文中所载襄阳境内的码头。虽然年代久远，码头几度兴废，但汉江航道却真实见证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一片小小的中国叶子，溯流汉江北上，穿越大漠黄沙，历经万里商途抵达莫斯科、圣彼得堡，汉江和襄阳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