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习家池（市档案馆供图）
□王稼田
清澈如练的汉江，从秦巴山脉一路飘来，在襄阳与岘山交会，孕育出了一块晶莹温润的美玉——习家池
从襄阳城南行十里，沿汉江上岘山，从凤林关入谷口，苍山四开，地平如砥。一汪清如明镜的池水，镶嵌在万木葱茏的山谷之中。紧邻池畔，白马泉喷涌如柱，为池水注入不尽的源泉。池水四周，习郁宅、习郁祠、习杜祠、四贤祠等祠馆错落有致，池水中央有一湖心亭，以回廊与北岸相接。池苑西侧，依偎着两个造型别致的副池，一个满圆似日，芳名溅珠；一个半圆如月，雅号半规。池水如镜，青山入水，松篁交翠，楼阁掩映。山风徐来，动三池涟漪；山泉淙淙，洗三界凡心。千百年来，此间主人坐卧池台，凝望水面，参悟万物，叩问天机，真乃天人合一之佳境也。此为笔者五十年前所见之老景，后遭到毁坏。如今又维修扩建，新增了不少景观，但失却了喷泉和众多祠馆，终有遗珠之憾。
坐卧池台的主人就是习郁。习郁，襄阳人，年少时跟随汉光武帝刘秀，官至侍中。东汉建武年间，随刘秀巡游襄阳，宿苏岭山。夜晚，君臣同梦两只梅花鹿前来跪迎。皇上大悦，即令习郁刻鹿立祠，苏岭山由此更名为鹿门山。习郁深得刘秀赏识，后被提拔为鸿胪卿，封襄阳侯。习郁告老还乡后，仿范蠡养鱼之法，引白马泉水，修建了这座历两千年而不衰的中国私家园林。
从此，襄阳平添了一处闻名遐迩的名胜。西晋时，山简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他是位列“竹林七贤”的山涛之子。此时西晋国威不振，山简自感无力回天，便终日在习家池痛饮游乐，常常大醉而归。李白《襄阳歌》诗曰：“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篱花下迷……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从唐宋以来，习家池不知赚取了文人骚客多少翰墨。一代巨擘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皮日休、欧阳修、曾巩直至明清众多诗人迤逦而至，临池赋诗，且觞且咏，纵情天地，快哉快哉。
襄阳是习氏郡望。自习郁以来，襄阳习氏“宗族富盛，世为乡豪”。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习氏风云际会，多有一时俊杰，名著简册。其中，又以追随刘备、诸葛亮仕蜀立功者居多。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将军。孙权袭杀关羽后，遣人劝降。珍谓曰：“我必为汉鬼，不为吴臣，不可逼也。”仗剑自裁。习祯有风流，名亚庞统，官至广汉太守。习承业博学有才鉴，历任江阳、汶山太守。另有习忠官至尚书郎，习隆、习询、习竺等人才气锋爽，有威仪。而习珍之子习温则仕于吴，识度广大，历任长沙太守、武昌太守、广州刺史。
时间到了东晋，习家池走出了一位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习凿齿。《晋书·习凿齿传》曰：“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习凿齿初随东晋大将军桓温，深得器重，二十九岁“岁中三转，至治中”，当指一年中由从事而主簿，由主簿而治中，连升三级。后又任别驾，在桓温帐下既主内，又主外，实为桓温股肱。但桓温乃乱世枭雄，自恃功高势强，图谋篡位。而习凿齿是坚决维护中央皇权，反对方镇觊觎非望的。这就与桓温在政治上产生了深刻的歧见，并由此失去了桓温的信任，被外放到荥阳当了太守。上任不久，习凿齿挂冠返乡，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习家池。
绵绵岘山给了他胸怀与旷达，悠悠汉水给了他眼光与胆识。青山绿水之间，他潜心于著书立说，醉心于佛文化的传播，为习家池写出了历史的华章。
当时的北方高僧释道安，在五胡之乱的战火杀戮中颠沛流离。习凿齿遥寄书信，盛情相邀。道安欣然接受，率四百多人的僧团来到襄阳，住锡于习家池的白马寺。初时，僧人的饮食起居皆由习凿齿倾囊相助。为解决僧人的长期供养，他又给时任东晋宰相的谢安修书，极力推荐释道安。习凿齿的建议得到了东晋上流社会的积极响应，一时间东晋世族、豪强皆慷慨相助，致使释道安得以在襄阳广播佛缘、潜心弘法。道安在襄阳译经弘法十五年，成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奠基者、佛门姓氏的统一者、中国僧制的首创者、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的编纂者、“本无宗”的创立者，由此奠定了释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
北方前秦国君苻坚于公元378年发兵十万，攻打襄阳，打出的旗号就是抢夺两个国之大器，一个是释道安，一个是习凿齿。襄阳陷落后，释道安、习凿齿被以国宾之礼请往前秦国都长安。习凿齿在前秦没待多久，东晋收复襄阳。他趁机重返习家池，挥起如椽巨笔，潜心著述，完成了《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民高士传》等鸿篇巨制的写作。
这些著作以《汉晋春秋》在历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习凿齿的远见卓识、家国情怀、文笔才情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并对中国史学史、文化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全书共五十四卷，起于汉光武帝，止于晋愍帝，时间跨度近三百年，可惜于五代时毁于兵火。近年来，文史学者柯美成先生运用校勘、注释、史补、笺注等手法，对仅存的一百九十多条约二万多字的《汉晋春秋》进行了通释，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地看到了这本被历史风烟尘封的奇书。这本历史巨著首先突出了习凿齿“变三国之体统”，以季汉承后汉的正统史观。诚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本书激赏的“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所谓“变三国之体统”，就是以蜀汉为正统，与后汉一脉相承，不承认“三国鼎立”。再就是矫正了陈寿《三国志》的曲笔之失，据事直书，传信后世。而《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氏、司马氏集团多有回护。习凿齿与陈寿同为晋朝臣子，却能对曹氏、司马氏集团的诸多劣行加以揭露批评。特别是他借曹髦之口说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这句犯上骇俗之语，让后人看到了一个波诡云谲、天下纷争时代的历史真相，褒贬善恶自在其中。以此足见他一身正气，坚持史之为务在于劝诫，全然不顾避祸逃罪，无愧为董狐、南史的后继者。这也是一千多年来，众多史学家对习凿齿推崇赞誉的重要原因。还有就是此书以蜀汉为纲，以编年为体，更好地体现历史正统论的文法特征。以蜀汉为纲，魏吴附之，则“三国鼎立”就不复存在，三国史自然就成了“汉春秋”。
正因如此，习凿齿苦心孤诣写出的《汉晋春秋》就没得到晋王室的赏识，以至于散佚于历史风尘。但《汉晋春秋》的真知灼见，却以习凿齿的春秋之笔，在那个黑暗年代里洞幽烛微，深入人心。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开启了中国史学史上的正统之争，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创作。它还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传播，成就了蜀汉在三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催生了《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的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汉晋春秋》，就没有《三国演义》。习凿齿的正统史观和他对历史认知的正确性、前瞻性，以它光芒四射的思想力量，照亮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时空，启迪着人们对历史兴替的镜鉴和感悟。
习凿齿的最后归宿说法不一，一说是习凿齿为避前秦国君苻坚征辟，携家小隐于江西新余。而留在襄阳的部分族人，为避战祸迁徙于河南和陕西。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说老家在襄阳，在习家池。
习家池水还是那么清亮、透明，但它却深藏着多少历史的波澜，让每一个到习家池的来客，都心生涟漪，难以释怀。
（作者单位：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