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目众多的襄阳专业志书中，有一本堪称精品，它准确、全面地记述了襄樊港从形成到1988年，由南北交通的渡口发展为大港口的历史，对研究汉水流域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本书就是《襄樊港史》。《襄樊港史》是遵照交通部和中国内河航运史长江协作片第一次编写工作会的指示精神，在湖北省水运史志编审委员会和《襄樊港史》编写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按照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和人民交通出版社的具体要求编写的，是《中国水运史丛书》之一。这套丛书属专业史性质，是学术性著作，不是科普读物，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公开出版。《襄樊港史》的编写工作始于1984年，先后五易其稿，工作量之大、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1990年，编纂人员又对书稿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其中全书篇目由马小奇重新调整，并改写了古代和近代部分，在这个基础上，第一、第四、第五章由张光耀修改，梅雪协助；绪论及第二、第三章由梅雪修改；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由岳启富修改、增补；吕明汉自始至终搜集和整理了数十万字的资料，并对现代篇各章的有关条目做了修改、补充、核实的工作。

为了打捞这本志书背后的故事，2017年初夏，笔者通过襄阳市地方海事局原局长黄致敬，几经周折，费尽心机，找到了这本重要志书的撰稿人之一，已经96岁高龄的吕明汉老人。

吕明汉祖籍河南省淅川县，1921年11月19日出生，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随后，经淅川县上集区政府介绍，他到武汉中原大学学习，毕业后，组织分配到中南财政部粮食局工作。为支援前线，调河南四千万斤小麦从襄阳、樊城经过，当时，樊城不准牛马车进城，为此，中南财政部粮食局派四个同志来解决问题。吕明汉和其他三人由武汉到樊城，进驻樊城粮食转运站。任务完成后，因当时襄阳缺乏干部，就把他们留下来工作。1953年，粮食转运站与专署粮食局合并。在专署成立交通科后，吕明汉调到专署交通科工作。后来，吕明汉调到襄阳地区交通局，上世纪70年代又调到航运局的民间运输管理处工作。1972年以前，他在“五七”干校，1982年在余家湖港负责，1990年离休。

吕明汉回忆，襄阳码头变化大，原来火星观都有码头，丹江路原来没有，汉江一桥没建之前，从襄城到樊城要坐划子过江，一个划子最多坐十几个人。后来，襄阳成立了轮渡公司，直到汉江一桥通车。

吕明汉说：“单位名称从襄阳地区航运局民间运输管理处后来变为航运分局，再后来是航务局、港航处、港航局；上世纪70年代以前航运企业分了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发展机动船后，小木船逐步淘汰了；这里还有个‘绞绞儿’，省航运公司在襄阳也成立了一个公司，两个管理单位，省航运分公司和襄阳地区航运局，没有隶属关系，各有各的业务。”

为了编写《襄樊港史》，吕明汉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6年时间里，去过北京几次，每次去都住在交通部招待所。

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文献资料，深挖细找，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材料。“专访，是对各历史阶段重大事件的梳理。有些资料还是在西安、开封、洛阳的档案馆里查阅收集的。《襄樊港史》的编写以我为主，还有张光耀、梅雪、岳启富。”吕明汉回忆。

专业志书的编写是一个枯燥的过程，老一辈的认真由一件事可见一斑。

1989年7月25日，吕明汉在北京曾给当时单位的书记党正中写过一封信，信中这样写：“这次来信，主要是张光耀在原稿内缺了一张当代历史的港口吞吐量统计表，包括：襄樊、张湾、余家湖三个综合表（进出口数字是三个点分开统计的，但在后面有合计数字，均为襄樊港口吞吐量），是一张大万能表复写的，放在我办公室右边下面的小柜子里，夹在最厚的一个卷宗内，是个零星资料杂卷，希望您耐心地找一找，检校清楚后，用快信寄二份来，还寄给马小奇收。”“至于我们回去的具体时间还未定，主要根据修改的进度。由于工作量太大，昨天，老岳与我共同找到马小奇，对由主笔已修改的部分征求了她的意见。马小奇说：还有好多事情未说清楚，仍需要修改。我们三人商量个初步意见是：经我们修改后，再经马小奇及时看一看，提出还需修改的意见，待我们走时提交给我们，便于向省局领导汇报。当时，老岳答应他们再去搜集要补充的资料，尽力完善，十月底由省局再派人来煞个尾，我们就不再来了，大概完稿后，拿出了清样时，再由张光耀来看一下清样就算啦，出版时间大约要等到明年六月份了。”“据老岳说，省领导叫我们回去时走武汉，把详细情况给他们汇报一下，便于下一步工作安排。经与马商量，我们至迟在八月中旬离京。”

离休后的吕明汉老人，老有所乐，每天下午练习毛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