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玉平

在华夏历史长卷中，有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休戚与共，它就是襄阳与楚国。楚国八百年波澜壮阔的史诗，是从襄阳荆山开篇的。它的立国根基、制度初创与城池发端，无不深深扎根于这片大地。楚人于荆山肇基立业，在汉水之滨孕育了辉煌绵长的楚文明。襄阳不仅是楚国伟业的奠基原乡，更在此后五百余年间长期担任政治中枢，承载了大半部楚国史的兴衰荣辱。

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荆山深处燃起楚国第一缕星火。历经数代君王积淀，襄阳始终是楚国的决策中枢与战略要地，鼎盛时期，以宜城诸郢为中心，执掌江汉军政、号令南方诸侯。春秋早期，楚人扼守汉水南北咽喉，筑北津戍，奠定襄阳城之根基。

北津戍雄踞岘山与汉水之间，既是楚人北上中原的军事要塞，也是汉水流域最早的官设渡口与屯兵重镇。它是有文献可考的襄阳城发端，城址虽历代迁移——西汉始设襄阳县，唐代东移北挪至现址，然其根基地位千古不易。没有楚之北津戍，便没有后世襄阳城。

由此形成无可撼动的历史逻辑：荆山，是楚国的源头；北津戍，是楚国北上中原的门户；襄汉腹地，是楚国雄霸春秋的大本营。

楚人立足荆山基业，依托汉水屏障，以北津戍为关口，以襄宜腹地为王畿，突破周代礼制桎梏，开创诸多震古烁今的文明成果，实现了从荆山草创到问鼎中原、雄视南国的历史跨越。

制度先行。公元前704年，楚君熊通自立为王，率先打破周天子固有的等级秩序。紧随其后，楚武王灭权置县，设立由国君直接派员治理的县级行政区，挣脱贵族世袭封地的旧制，成为后世郡县治理体系的源头。

军事立屏。楚人依托南襄山水形胜，修筑我国史料记载较早的山岳型古长城——楚方城。方城为屏、汉水为池、北津戍为关，三者联动形成立体国防。公元前656年，面对齐桓公多国联军压境，楚使屈完从容应对，以山河险固稳守疆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尽显楚人深远的国防智慧与大国底气。

民生蕴智。水利领域，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期思陂等水利工程，首创“长藤结瓜”治水范式。位于宜城的长渠，开凿于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楚之战，本是以水代兵灌城之用。战后，百姓化战渠为灌渠，进行修缮利用。2018年，长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为楚地水利智慧的活态见证。

用人显魄。楚国率先打破世卿世禄制，树立唯才是举的时代新风。孙叔敖起于乡野、擢居令尹，兴水利、安社稷；彭仲爽本为楚灭申所得俘臣，楚文王破格委任其执掌国政。布衣可登庙堂，贤才不论出身。正是这般开放包容、实绩立身的格局，成就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的旷世霸业，最终问鼎中原、雄视天下。

回望襄阳三千年文脉，汉晋风骨、唐宋气象各领风骚。汉晋文脉承楚地遗风而发扬光大，唐宋文脉受楚韵浸润而独树一帜。但若论发源之早、延续之长、体系之全、成就之高，唯楚文化堪称襄阳文化的高峰与母体。楚文化涵盖政治、军事、制度、水利、科技、文学等全域体系，不仅构成了襄阳文化的深厚底色，更铸就了中华文明的一座巍峨丰碑。

襄阳大地上的楚文化遗存，便是鲜活见证：宜城楚皇城的青铜重器，凝刻王朝礼制；东周时期的宜城罗家岗车马坑，七车十八马排列规整，再现楚师军威浩荡；枣阳九连墩的虎座凤架鼓，造型雄浑、漆艺精妙，堪称先秦艺术典范。出土的楚国漆器、丝织刺绣、编钟等工艺美术珍品，攀上先秦艺术顶峰。《诗经》《楚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楚辞》代表人物之一宜城人宋玉，接续屈子文脉，作《九辩》首创华夏“悲秋”文学母题。屈宋并称，润泽中国文学两千余年。

从荆山立国的文明开篇，到北津戍开启的城市史脉，再到宜城诸郢兴盛的制度定型，楚国在襄阳完成了城市格局、政治体系、军事战略、人文精神的全方位奠基。后世所谓“得襄阳者得天下”，其战略逻辑的底层密码，正深藏于此。

荆山启星火，汉水育楚魂，北津开古城。

楚人在荆山淬炼的筚路蓝缕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标识，跨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楚人敢为人先的锐气、开放通达的胸襟、顺势有为的智慧，拥有恒久的时代价值。这份根植于荆山汉水的文化底气，持续滋养着襄阳的城市品格。今日襄阳，古城保护与新区建设并进，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承同行，千年文脉正化为新时代襄阳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力量。

从春秋北津戍的戍垒渡口，到今日岘山汉水相依的千年古城；从荆山深处一簇星火，到纵横八百年的泱泱楚邦，襄阳与楚国，一城一国、同源共生、命运一体。

王朝兴废轮番上演，唯有汉水奔涌，亘古未改。从古城墙上吹过的清风，到北街夜市里升腾的烟火，三千载岁月流转，楚魂早已化作这座城市最深沉的底气，岁岁风华，生生不息。